今天，我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，又站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徽下面。

相比前两次，老天今天算是给我送了件“大礼”，没有像前年一样下雨把我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冻得半死，也不像去年那样嗖嗖地刮着风把我在大会堂广场吹得眼泪鼻涕齐飞。应该说，北京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不是很冷，风也不算大，而且还有阳光。所以，我最后决定捎上的羽绒服今天继续压箱底，BB围巾也只不过在今天采访完太阳不见了的时候才派上了用场。

当然，我不是去那里观光和吹风的。我是去“堵人”的。关于这一点，我要引用一下今天稿子写的“采访札记”中的大段话——今天是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开幕的日子。下午2时30分，政协委员集体乘坐的车队鱼贯而入停在天安门广场。委员们走下车，朝人民大会堂方向走去。来到大会堂的广场，一位委员不由得说了一句：“记者跟蚂蚁一样多……”这绝非夸张之词，这正是此时大会堂广场上“新闻大军”的“浩荡”程度。记者们守候的目的简单而明确，那就是找委员采访，说得更直白一些，就是“堵人”。说起“堵人”，那也是技术活+体力活儿。首先，你得用“火眼金睛”从黑压压的委员队伍中“找”出有份量的委员；接着，你得用“十万火急”的速度冲上前去抢占“包围圈”的有利地形；再接着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你得用“大杂烩”的思维从不同界别的委员那里问出你想要的问题。

引用完毕。其实，参加“堵人”的记者中，99%是纯属“跟风”凑热闹型的。一来包围圈很大，外围根本看不到里面被“堵”的是谁；二来，除了那些混个脸熟的明星委员，比如宋祖英、黄宏、杨澜、朱军、巩俐、张艺谋、邓亚萍等等，一般的记者也认不出谁是谁，像一些虽有份量，但名气响盖过长相的就吃了亏。比如，堵完一个人后，一个香港来的小女生很有礼貌地问我：“我是香港的实习记者，请问一下刚才那人是谁啊？”我很欣慰自己认得刚才“包围圈”里的那位富哥，于是回答她“刘永好”。碰巧，一个刚从“包围圈”里脱身出来的摄影记者听到了我说的这三个字——也许这位仁兄真的不知道刚才他拍的是谁——总之，他立马像弹簧一样跳起来激动地问：“刘永好在哪里？！”

唐僧师徒一行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见到了如来佛求取真经。

如来问：“你们带U盘了吗？”

唐僧师徒:“……”

如来又问：“移动硬盘呢？”

唐僧师徒：“……”

如来继续问：“IPOD也可以哇！”

悟空挖起耳朵来……

如来叹了口气：“那只有网上发给你们了，你们就原路回去吧……”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——感谢给我转这个笑话的某人，三天来这是我第一次开心地哈哈。

      年终总结交上去了。除了按复印留底的去年的总结照抄一通，几乎没什么创新。除了列举一年的工作，几乎没什么可说。

      我的2008，就在这一张纸上吗？当然不是，2008在我的心里。

      2008，怎么说呢，失去的不仅仅是时间，某些稚拙正在慢慢地从身上褪去。于是，有机会，再加上有勇气，有人会结束一种生活，开始另一种生活，在这样的变化中变化着自己。改变自己和坚守自己，我不知道哪个更难些，但往往是在我来不及分辨难易的时候，我已经改变，或仍在坚守。

      岁末的这几天，在补看十年前就应该看的小说《晃晃悠悠》，终于明白了这些年来的状态原来就是晃晃悠悠，只是不知何时会走向支离破碎，或者当它已经支离破碎时我是否会知道。平安夜下了一晚上的老歌，听到其中的《水手》的一段歌词，猛然醒悟这些年来或许我正过着这样的生活：“如今的我，生活就像在演戏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，戴着伪善的面具，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，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，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。”很长时间，那种生活是我焦虑和抑郁的原因，但庆幸的是，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，身边总会有我的“水手”出现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于是，生活因为一路有你，而有了精彩，而少了沉沦。

     岁末的这几天，太多的突如其来让我深刻地体会到，幸福也许在某个时刻就会突然降临，可也许就在某个时刻会被突然夺走。尽管如此，小恬恬的坚强和乐观让我看到了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坚定前行，因为始终相信，幸福就在不远。失去的2008，我失去的不只是时间，但失去的时间会让我慢慢忘记失去了什么，只要还没有失去希望。即使，我们都已经各自远飏。

     2009年就要来了，我很期待它——这是我说过的要和O总对应的总结语。每当听人说形势分析时，我都怀疑，自己是否真的期待它，套用某人的经典语录，就是“今年虽然比不上去年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一定会比明年好”。但不管如何，我们都可以为自己改变一些东西，这跟形势无关，只跟决心有关。再黑的天空，也总会缀有闪闪星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