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久N久以前，看到一个说法，说折磨一个女人最好的办法，就是给她一件新衣服，然后把她关进一间没有镜子的房间。

　　偶认为，还有另一个折磨女人的好办法，就是给她机会挣钱，但不要给她时间和精力去花。

　　

      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事情已经不能相信了。

      喝了两年的新西兰进口蜂蜜，前两天才得知深圳口岸查出它家牌子有不合格产品，貌似在国家药监和工商也找不到它的批号。

      听着《小情歌》不由得感叹这世上难得有这么有磁性的女声，突然有天有人跟我说“苏打绿唱这首歌的声音真像女的啊！”

      晚上九点半上床，第二天早上爬起来时却发现比凌晨三点睡觉还要困。

      晚饭专门点了安神的汤，结果半夜被恶梦惊醒……

     在我的周围，遍布着一群以传播为天职的人，尤其以FD13出来的，那是在传播天职的基础上还有侦探天份的，其中又以O总为代表，那是相当有专业水准的……

      姐有小儿，上小学二年级，语文考试要求仿照下列句型造句——北京真美啊！我们爱首都北京。

      根据“XXX真美啊！XXX爱XXX”的句型要求，小外甥造句如下：

      “小红真美啊！小明爱小红。”

     11月8日是记者节。

     在这一天，我睡过了头——9点钟的采访到8点半才从床上蹦起，而且要不是办公室的小胡因为送报纸到会场的事打电话把我吵醒，恐怕我还会继续昏睡下去。睡过头的原因，是前晚忘了订闹钟——对此，我就不多说什么了。

     以这样一种方式和态度来对待庆祝自己职业的日子，比在庆祝自己职业的日子里还得加班干活，还要讽刺，right?

     类似的讽刺事件还发生在我第一次接触“记者”这个行业的时候。那是9年前的暑假，我到报社小实习，实习第一天，一大早，实习老师突然打我电话说去一个临时采访，而且因为我家离得近，要我先自己过去。当时，我……还没起床。接完电话的情形可想而知，全家总动员帮我收拾包包、采访本啥的。小实习结束后，我在实习总结里写了这样一句话——这次事件教会我，当记者要时刻准备着，随时待命。而9年后，我学到的另一个教训是，当记者要时刻记得订闹钟。

     这天的采访是一个研讨会，会议主题我就不说了，除了我这种“专业”政务人士，相信大多数人看了会“以头抢地耳”的。其实也没那么可怕，会上还是能听到一些东西的，只不过最后写出来的都不是我喜欢听的那部分而已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——一个人所说必须真实，但他没有义务也没必要把所有真实都说出来。

     对于自己的职业，我也只能以此自勉并聊以自慰了。也许，这一天睡过头，除了因为困了累了，还因为潜意识里根本就不愿意醒来。

     之一：我是如何变得神经兮兮的

       我曾经说过，最怕一大早手机响，基本上不会是告诉你给你发钱了这样的好事，十有八九，不是把你从床上抓起来派你去一个紧急的临时通知的采访，就是这天见报的稿子出问题了。今天一早，当我从雨声中醒来并准备顺着雨声继续舒舒服服地睡过去时，手机响了。

      我习惯把手机上的电话号码分组，设为不同的铃声，这样铃声一响就可以判断是谁来的电话了。这次响的是紧张高亢的乐曲——本部门人员的电话。由于本部门名义上唯一的“兵”——ZS同学上个月被ZZB相中被抽去搞半年的学习科发活动，基于本部门现在就剩我一个跑杂活的现实，我初步判断电话不是来自正主任，就是副主任，内容不是去采访，就是去解释，而由于今天见报的两篇都是大稿，观点性很强和政策性很强的大稿，似乎……“去解释”的可能性会大一些。这么一想，我脑袋“嗡”一声大了，神经细胞也吓醒了。

       但拿起手机一看来电显示，居然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找我也无权限在这个时候找我的ZS同学。接通后，住我家楼下的ZS同学急促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家有大一点的伞吗？外面雨太大，我的伞太小，出不了门……”

 

之二：我是如何变得神经麻木的

      ZS同学被ZZB抽走，我只好接过革命工作的枪，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了，大大小小粗粗细细七七八八的活儿，基本上是一担未平，一担又起。在度过档期满满的上一周后，刚才我跟O总抱怨，唉，明天又是一天的采访。民间侦探O总问，采访啥。我说，上午ZX一个关于垃圾填埋场封场后植被恢复及再利用情况的视察.下午一个SZ抗震救灾音乐情景报告会,上午还有一个省委科发报告分会场没法去,还要托人要稿。O总坦白地说，我一听这会那会的就头大，你这么多年坚持在政务战线上，也真是不容易啊……
      我突然想起了中午在家端着饭碗看《NCIS》时，还在想DUCKY真不容易，当了那么多年的验尸官，已经能够做到对着各种“核突”方式不同的尸体面不改色还能凑近喃喃自语了。

      于是，我对O总说，我已经……习惯了，就像验尸官看到尸体一样没感觉了。